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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个月后，我上班了。在一大堆新杂志中发现了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《红高梁》，我喜出望外。年初张艺谋曾嘱咐过，要我注意一下莫言的小说，说他对莫言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很感兴趣。这回发现这一篇，怎能不高兴？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，连忙拿回去给张艺谋看，并谈了自己的感受。张艺谋看完后很兴奋，连声叫道：“好东西，好东西。”打这起，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搞这个戏。从此，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。
一九八六年夏天，他去北京找莫言。上公共汽车时把大脚趾夹伤了。当时挤车人很多，他是最后一个挤上去的，关车门时只觉脚上一阵发麻，但由于人多没顾上想那么多。中途一位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，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阶梯往外流。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脚板底下有一层粘糊糊的东西，低头一看整个大拇脚趾头都是红的。好心的售票员，把他拉到终点站，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。他就拖着伤脚去见莫言了。
张艺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惊人的。他从山西体验生活回来，带回了一包农民衣服，说是从农民身上买下来的，带回西安穿，以便找找感觉。那是一条发白的蓝卡叽裤子，一件白布衬衣。还有一条红腰带。我担心衣服上有虱子，就放在脸盆里煮。煮了一会儿，过去一看，两人都傻了眼，由于红腰带掉颜色，脸盆里的水都成了红色。我赶紧用凉水冲，结果蓝裤子还可以，那件白衬衣一块红，一块白的成了花衬衣，衣服干了以后，张艺谋真大摇大摆地穿了出去，晚上他买了两个西瓜回来，对我讲：“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谁都要问怎么回事，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，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吃的都不穿。你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下这苦？”
“你怎么对农民说的？”
“我对他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，他们根本不信，说我骗他们。”第二天他干脆不穿上衣了，光着脊梁，只穿着那条旧蓝布裤在外面转。女儿末末逢人便说：“爸爸像个济公”边说还边学着张艺谋的样子，逗得大家直乐。
这年夏天，张艺谋几乎是光着脊梁过来的，简直成了习惯，有一次我们带末末去公园玩，出来天已近中午，张艺谋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们母女俩，中途他突然停下车来，我还以为有什么事，急忙跳下来。谁知他把上身仅穿的一件汗衫又脱了，光着脊梁骑车。这一下可好，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，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。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也讲点文明，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，简直有碍观瞻。”“这怕什么，在东大街（西安最繁华的街道）我也敢。”他满不在乎地说。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，光着身子在街上走，警察举着警棍威胁他，他竟然捡了一块煤，在身上画了一件汗衫，气得警察干瞪眼。当我们骑到大雁塔十字路口时，我跳下车领着末末走便道，一直拿眼睛盯着马路当中的警察，担心他会干涉光身子的张艺谋。还好这位警察并没有说什么，张艺谋居然光着身子在他眼皮底下转过来了。
也就是在这年夏天，张艺谋表现得特别恋家，他让我与他一起上街挑选窗帘布，买地板革等，还对我说，家里该做几件家具了。我们家里一无所有。我也毫无怨言，因为我知道要做一套家具要花许多钱，还要费不少神，我不敢想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现在他主动提出，我自然很高兴，一连几天，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灯下画家具图，一画就画到夜里两三点。常常我和女儿已经睡了，他画到兴头上，就把我拉起来和他一起丈量房子，研究尺寸，讨论式样。为了准确无误，我们用报纸裁剪贴成家具的模型，在房子里摆布，他声称对绘制家具图样有极大的乐趣。经过几次修改，他画的图纸就相当像样了，在他妈妈的帮助下，我们做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，我们的图纸也很快被别人要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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